从卫星地图上俯视西安北新街七贤庄，可以发现七贤庄的建筑都是“工”字型整齐排列的，显得格外突出。这片区域，就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陈列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一副陈旧、破损的圆框眼镜，它的主人便是林伯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年过半百的林伯渠就戴着这副眼镜，不知疲倦地在这里工作，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故事。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纪念馆收藏的林伯渠的眼镜

积极开展救亡工作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后，林伯渠被派驻到西安，担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党代表，他在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协助下，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开始了他在西安的革命生涯。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林伯渠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联络途径，与西北地区许多国民党官员保持来往，比如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等，向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缓解他们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37年林伯渠（右一）与周恩来、博古在七贤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以“未合法登记”为由，解散了西安的抗日救亡团体，扣押了一批爱国青年，林伯渠亲自出面交涉，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青年；林伯渠还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邀请各地爱国者，如李公朴、闻一多等到西安开展抗日活动，同时为八路军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林伯渠积极支持基层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工厂、农村，向基层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安排中转物资、人员

林伯渠在西安八办期间，正是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物资、人员最紧缺的时候。而西安不仅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必经之路，也是进入西北、西南大后方的一个中转站，因此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华北前线局势越来越严峻，各类物资紧缺，八路军战士继续被服和包扎伤口的绷带。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生产活动，加紧纺线织布，制造出干净的绷带和灰色的军装送往前线。这些物资运出陕北首先就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北关仓库，然后再分发到华北地区。林伯渠亲自到北关仓库开展组织工作，一丝不苟地检查、分配物资，保障了抗战物资的平稳运输和供应。

林伯渠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北关仓库

除了物资中转运输外，还有大量的人员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落脚，然后进入延安。国际友人白求恩医生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时，曾在办事处内一间狭小的地下室里建起手术室，为人们提供医疗帮助。为了纪念白求恩，这间手术室至今都保留着原貌。后来，在林伯渠的帮助下，白求恩顺利进入延安，转赴华北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曾记录中国抗战的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博斯哈德，也在西安办事处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招待。林伯渠安排自己的警卫员护送博斯哈德安全进入陕甘宁边区。

1938年5月林伯渠与《新苏黎世报》记者博斯哈德（右一）在一起

这时，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最多的，还是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林伯渠和伍云甫安排人员热情接待，林伯渠亲自向他们讲述中国革命的历程，激励他们抗战报国。林伯渠通过西安八办，为抗战前线和革命根据地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

以身作则的导师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是青年人，林伯渠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课水平。办事处设立了“救亡室”，储藏了许多书籍，方便大家阅读和学习。林伯渠将工作人员编成初级、高级两个班，按照文化程度的不同进行教育。文化水平低的人员，学习基础文化知识，保证他们能够认字、阅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林伯渠亲自授课，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抗战著作和有关共产主义文献。同时，林伯渠还十分重视民族精神的教育，他把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词作为教材，勉励工作人员以身许国，报国救国。

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非常简朴，穿着和战士们一样的旧军装，一起吃着大锅饭，住在一间狭小的偏房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比战士们多了一副眼镜。林伯渠个子较高，统一发放的军被盖在他身上，就比别人短了一截，于是他把被子下面的两角绑在床尾上，避免睡觉时两只脚露出来。每月的津贴，林伯渠几乎不买私人用品，而是把自己的津贴转给救亡室，用来添置书籍和学习用具。

1940年10月，林伯渠奉命回到延安，专门从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工作。在西安八办的三年时间里，他清廉正直，勤奋工作，充分发挥了西安八办的独特作用，保障了党和抗战事业的顺利开展，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

（撰文：西安文理学院历史学18李瑞昊，指导教师：张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