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艺术
考察地点:敦煌莫高窟、雅丹地貌、汉长城、敦煌古城、敦煌博物馆、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嘉峪关
考察时间:2018.4.21~4.26
带队老师:王天航 史平
考察人员:历史文化旅游学院15级历史班
考察目的:参观历史的遗迹,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考察方法:实地考察、摄影
报告人:乔剑宇
“角声吹彻梅花,胡云遥接秦霞。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敦煌给我的感觉正如这首诗中描写的一样。怀揣着期待,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敦煌,翻开敦煌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敦煌古称沙洲,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边缘,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古丝路的河西道,青海道,西域南北道各线都在这里交汇。从火车上看沿途的风光,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空无一人的戈壁上,天际线和远方的山脉一样,显得那么遥远,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过,才会明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真正意味了。
这次学习考察中,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中所不能呈现的东西。而让我真正有所感触的则是“飞天”这一艺术造型。在莫高窟的参观学习之中,我见到了各种不同的“飞天”造型,“飞天”是佛教美术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呈现的艺术形象,也是敦煌壁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画。
“飞天”源于古印度,在古代印度的雕刻与绘画中有很多天人的形象,如桑奇大佛塔(公元前2世纪左右)、阿玛拉瓦提大塔(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等佛教造像与耆那教、印度教的造像中,皆有“飞天”形象,并且这些“飞天”多为成双成对的出现。这对后来的佛教艺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以至于佛教中的“飞天”多数是成双成对的形象。这种成对出现的“飞天”一般被认为是天龙八部中的乾达婆与紧那罗。他们为形影不离的夫妻,乾达婆为天歌神,紧那罗则为天乐神。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是对乾达婆与紧那罗的合称,他们二人不仅相互昆合、不分男女,而且职台肋冶二为一。
“飞天”传入中土之后,从十六国开始至元末,经历了十几个朝代,历时近千年。在这干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时代的更迭、政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等,使得“飞天”的形象、姿态、意境、风格等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可以说其演变史与各个朝代的兴衰史密切相关。虽然在每一个朝代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更多的是与本土文化结合后的再创造。
从参观不同朝代的不同壁画中,不难发现这一现象,和平时期与动乱时期的“飞天”造型风格存在着差异,从最早的十六国时期的模仿西域风格,至北魏时期,“飞天”范围有所扩大,其形象较飘逸、轻盈,已慢慢脱离西域“飞天”笨拙之感,形象逐渐趋于中国风。从隋初至晚唐(618—907)是“飞天”艺术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政权的稳定,经济的高度发达,文化环境的开明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等,使得唐代文化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得以兼容并蓄,这也就使得“飞天”可以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此时的“飞天”已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也达到完美的阶段,可以说已完全没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成为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但唐朝不同时期的风格也略有不同:初唐和盛唐时期的“飞天”积极奋发,奔放豪迈,有突出的灵动之美,这与唐前期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但中唐及晚唐的“飞天”已经没有了韧唐和盛唐时的自由与神韵,逐渐趋于造型之轻薄淡雅,体型之朴实清瘦,神态之抑郁静谧。
佛教艺术中的“飞天”传至中国,又与中国的思想文化,造型艺术,宗教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飞天”。大量吸收不同艺术元素,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发展,成为民族融合的象征,为我们研究中国历代艺术,宗教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品。敦煌“飞天”虽然源于印度,但绝非印度“飞天”的翻版,而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体现精神自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虽历经千年,但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除此之外,在敦煌市区之内,随处可见的“飞天”造型让人应接不暇,马路中间的隔栏,河边的石雕,路上的地砖,甚至在吃饭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在墙壁上的“飞天”造型。作为印度与中国这两个文明古国共有的佛教艺术形象,“飞天”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是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具有精神寄托的极乐世界和一种令人不懈追求的美的展示空间,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文化,对艺术的传承,“飞天”随着敦煌艺术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佛教石窟,完成了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转变。从“飞天”中,我看到的是“飞天”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它依然存活着,活在歌舞里,活在壁画中,活在工艺文中,它从天国落入了人间,永远的活在人们的心里,不断给人们以启迪与美的享受。这一形象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
这次的敦煌之旅收获颇多,特别是亲眼看到了各种不同神态的“飞天”造型,使我更直观的了解,也通过这些,激发了我对这部分内容深入了解的热情,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